他们是没有“爱情”的。

     奶奶说这话时，正坐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。藤椅吱呀作响，膝上的绒毯已洗得发白。爷爷在沙发上打盹，花白的头发在暖气里泛着细软的银光，像落在肩头的初雪。

     “我们那会儿，哪讲什么爱情。”奶奶的声音慢悠悠的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“经人一说合，觉着差不多，就把事儿办了。”

     他们的“事儿”，定格在一九七〇年农历八月十六。奶奶记得格外清楚，那天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，知了声嘶力竭，仿佛要把最后的夏天喊尽。她穿着一件的确良白衬衫，领口已被汗水浸透。爷爷的那身中山装是借来的，袖子长了，他不停地往上挽，紧张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     没有喧天的锣鼓，只在男方家院子里摆了三桌。冬瓜炖虾皮、韭菜炒鸡蛋、限量供应的红烧带鱼——这已是那个年代最体面的宴席。客人们揣着粮票而来，那叠得整整齐齐的票证，比任何红包都来得实在。有人起哄让他们“介绍恋爱经过”，爷爷憋红了脸，半晌才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以后，好好过日子。”底下的笑声惊起了槐树上的麻雀，扑棱棱飞过那个闷热的午后。

     “好好过日子。”这五个字，成了他们一生的盟约。

     婚后的日子是要掰着指头算的。粮票、布票、肉票，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。爷爷有个牛皮纸封面的小本子，每一笔开销都记得工工整整。发工资的日子，他会把本子摊在桌上，和奶奶一项一项地对。偶尔有结余，爷爷会悄悄买一包奶奶最爱的芝麻糖，用油纸仔细包好，塞在抽屉最深处。奶奶发现了，也不说破，只掰一小块含在嘴里，剩下的又仔细包好，留给他第二天带去厂里。那种甜，要很耐心地品，才能从清苦的日子里尝出来。

他们也拌嘴，为了一把蔫了的青菜，一块打碎的玻璃，或是孩子的一件新衣裳。声音不高，语速却快，像厨房里那两口磕了边的旧锅，碰在一起是闷闷的响。吵完了，便是一段长长的沉默。可到了晚饭时分，爷爷还是会默默地把菜心里最嫩的部分夹到她碗里；而奶奶，也会在寒冬的清晨，把他要穿的衬衫在炉边烘得暖烘烘的。

     今年春天，爷爷生了一场大病。在医院的那些夜晚，奶奶就坐在硬邦邦的椅子上，握着他枯瘦的手，一夜一夜地守着。她不说担心的话，也不掉眼泪，只是那么紧紧地握着。偶尔爷爷从昏睡中醒来，浑浊的眼睛在病房里茫然地转一圈，直到找到奶奶的身影，才又安心地闭上。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对话，可那紧握的手，却仿佛在诉说着半个世纪都说不完的话。

     如今，他们一个八十，一个七十六。日子仿佛凝固了一般，缓慢，悠长。每天，奶奶看电视，爷爷就在一旁打盹，头一点一点的，像窗外在风里摇摆的老槐树枝。

     夕阳西下，昏黄的光晕透过窗格，温柔地洒满这间老屋。奶奶轻轻起身，拿过一条薄毯，蹑手蹑脚地盖在爷爷身上。她的动作有些迟缓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细心。爷爷在睡梦中咂了咂嘴，仿佛感受到了这份暖意。

     我忽然明白了。

     一九七〇年的爱情，或许本就不叫“爱情”。它叫“好好过日子”，是把一个人的生命，一丝一毫地，都织进另一个人的岁月里。它不说爱，却比任何爱都来得深沉、坚韧，来得地久天长。

     它不说爱。

     它只是，用了一生的时间，慢慢地，在某个寻常的黄昏，为你盖上一床薄毯。  （段娇娇 作者单位：同宝煤业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