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节，雪是常客，来得也郑重。常常是后半夜，先是被一种奇异的静惊醒——不是没有声音，而是人间所有的嘈杂，都让一种浩大的、簌簌的幕布给温柔地罩住了。趴到窗玻璃上，用袖子擦开一小片雾蒙蒙的水汽，外头已是白晃晃的一片天地。路灯的光晕里，雪片子不紧不慢地斜织着，像天公在筛一箩极细极匀的玉屑。心里便雀跃起来，知道明朝推开门，便是一个崭新、松软、等着我们去写下第一串脚印的童话了。

     最念着的，是雪后的上学路。裹成球似的我们，专拣那没人踩过的雪地走，“咯吱，咯吱”，一步一个深深的窝。那声音脆生生的，带着一种奇妙的节奏，是冬日清晨最悦耳的鼓点。有时淘气，故意去踢路旁矮冬青上蓬松的雪，“噗”的一声，雪末子像烟雾般炸开，在清冽的空气里缓缓沉降，沾湿了眉毛与额发，凉意直沁到红扑扑的脸蛋上，换来一阵心满意足的大笑。路是走不快的，因为眼睛总不够用：谁家屋檐下悬着一尺来长的冰凌，晶亮亮的，像倒挂的钟乳石；枯枝上堆着胖嘟嘟的雪，轮廓变得圆润可爱，风过时，便洒下一小撮“糖霜”来。那时的世界，简单得只剩下黑白灰与孩童棉袄上跳跃的几点红与蓝，却比任何斑斓的画卷都更让我们着迷。

     放学的时光，才是雪赐予的狂欢。胡同里，空地上，立刻成了没有界限的战场。雪团子是现成的弹药，握在掌心，初时是刺骨的寒，握得紧了，那雪被体温稍稍融化，又立刻结成更瓷实的冰核，掷出去便颇有分量。我们分成两拨，吆喝着，追逐着，雪球在空中划出短促的弧线，“啪”地绽开在谁的棉袄后背，或是不巧钻进谁敞开的领口，激起一声夸张的尖叫与更多欢腾的笑骂。没有电子屏幕，没有虚拟的得分，胜负全在于谁滚的雪球更大，谁堆的雪人更神气。手冻得胡萝卜似的，指尖僵得发疼，却浑不在意，只在母亲的呼唤声越过好几重院落传来时，才发觉日头早已不知溜到哪片屋脊后头去了，只留下西天一抹冻僵了的、淡淡的胭脂红。

     室内的冬，是与室外截然相反的温柔结界。那时没有地暖，连集中供暖也是稀罕物。家里的热乎气儿，全靠一只烧得通红的煤球炉子。炉子上常坐着一只嘶嘶作响的铝壶，壶嘴喷出袅袅的白气，润泽了干燥的空气。更妙的，是炉膛边沿，母亲为我们煨着的几枚红薯。雪夜渐深，万籁俱寂，只听得窗外北风偶过树梢的呜咽。红薯的甜香，便混着煤火特有的、略带烟火气的温暖，一丝丝、一缕缕地钻出来，弥漫了整个屋子。那是种扎实的、抚慰人心的香气，仿佛把整个丰饶的秋日，都封存进这焦黑的外皮之下。待皮烤得皱起，揭开来，露出里头金黄灿灿、淌着蜜的瓤，小心地捧在手里，一口下去，烫得直呵气，那甜味却一路暖到心底去，连指尖的冻疮，似乎也痒得不那么恼人了。黄昏时，我伏在窗台上，看那雪片在渐浓的暮色里，被家家户户窗中透出的、桔黄色的灯光一照，竟像是漫天飞舞着发光的、柔软的羽毛。母亲在厨房里炸着年货，“滋啦”的声响伴着油香传来；收音机里，单田芳的评书正说到紧要处，沙哑的嗓音有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。那一刻，屋外是席卷天地的寒与白，屋内是摇曳灯光下的暖与黄。世界被一场大雪简化为两个纯净的色块，而我正安然地栖身于这温暖的一块之中，觉得这大概便是人间最圆满、最安全的模样了。

     后来，暖气取代了炉火，高楼取代了平房。雪，也似乎来得少了，来得薄了，常常是落地即化，留不住一片完整的白。即便有，也少见儿时那般泼辣恣意、能封门闭户的豪雪了。偶尔在新闻里看到“暴雪预警”的字样，心头掠过的，竟不是担忧，而是一丝遥远的、恍如隔世的雀跃。我知道，我怀念的，或许不单是那场雪。

     我怀念的，是一个在雪的帷幕下显得格外缓慢、笨拙，却也格外亲密的年代。是煤球炉子上那份需要等待的温暖，是雪仗后母亲握住我冻僵的手时那一声带着心疼的嗔怪，是左邻右舍共扫门前雪时哈着白气的寒暄，是夜色降临时，那一窗窗不必拉帘也无人窥探的、踏实温暖的灯火。那雪的干净与沉默，仿佛也浸染了日子本身，让一切吵嚷都沉静下去，只留下最本真的滋味与最绵长的情意。

     那片落在八零年代的雪，大约是真的化了，渗进了时光的土壤里。但它所带来的那种关于“冬”的、丰盈而完整的感受，却在我心里凝成了一枚不会融化的水晶。每逢岁寒，每逢第一片雪花怯生生地触碰大地，心底那枚水晶便会轻轻响动一下。我知道，是那年那月的风，又悄然而至，替我拂去了记忆之上，那层薄薄的、名为“遗忘”的尘埃。（明慧慧 作者单位：望云煤矿）